《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但在实践中，非遗保护与传承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中国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372项，省级13087项；更有数十万计的市级、县级非遗项目；已有39个项目跻身世界级“非遗”，总数位居世界第一。相对于丰厚的资源，很多专家认为，传承和保护的工作还是太慢了。大量存在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工业文明、外来文化、商业浪潮轮番地冲击和侵蚀，瓦解、失散、消亡的速度非常惊人。
2017年6月，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展区，来自陕西宁强县的绣娘展示刺绣技艺。
后继乏人困局亟待改变
“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高尔基这句话道出了活生生的现实。
非遗传承与保护，说到底就是对传承人的抢救和保护。从文化部之前公布的《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来看，目前我国大多数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年龄偏大，平均处于50岁以上的年龄段，最大的已经进入“百岁”行列。此次《报告》明确指出，传承人队伍老龄化问题也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50%以上超过70周岁。
观众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参观安徽黄山传统工艺工作站展品。
非遗传承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随着生活生产方式的发展，手工类非遗技艺已经很难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这就会滋生“学而无用”的思想。致力于非遗传承与保护的民革党员、93号院博物馆馆长蔺熠告诉记者，对于织秀技艺，要学三年才能入门，入门后还要根据人格悟性天赋继续培养。这么漫长的学习过程在现在的社会中显得并不现实。
另一方面，“百年字号，祖传技艺”常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自诩的词语，也是极为吸引人的广告词。至今，家族传承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主要传承方式。同时，这也是制约非遗传承发展的瓶颈所在。“传男不传女”“传媳妇不传闺女”“传长门不传旁门”等传统，在保持祖传技艺的纯正、正宗、地道的同时，也逐渐造成了今天“人走艺绝”，技艺失传的危机。
在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十周年回顾展上，传承人展示羌笛演奏及制作工艺。
“传统的带徒授艺传习方式不被社会认可，高校自身不具备开设非遗专业的师资条件和力量，导致想要拜师学艺的人无师可求、无学校可报的脱节状态。”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王小燕建议，建立健全保护扶持体系，教育、文化等部门应承担普及非遗传承的义务，国家及各省区市应遴选一些优质非遗项目进入高等学历教育；设立具有地域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与高校对接，作为教育实习和调查科研基地，为非遗培养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储备力量，增强非遗发展后劲。
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面塑类项目竞技活动现场。
为突破“老规矩”带来的人才“瓶颈”，文化部从2015年联合教育部开展“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将手工艺者请进专业院校进行系统培训，提高非遗传承人群的实践水平和传承能力。古老的非遗经过现代高等教育“淬火”，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湖北“画说非遗”
与韩国、日本等国家相比，我国对非遗传承人的财政支持力度还有欠缺。目前国家级传承人每人一年有10000元补贴，地方级传承人每年补贴为4000元至5000元，仅靠财政支持还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
“一方面要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增加补贴幅度，并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为他们提供优待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强与高等教育、专业研究机构的合作，打通非遗技艺传承与学历教育的通道，解决传承人和专业人才的就业问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
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中国传统武术展演活动中的舞狮表演。
如何让非遗不仅在传承人身上“活”起来，更在民间“火”起来？秉承非遗从娃娃抓起的理念，近年各地都在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蔺熠不仅在93号院博物馆展示非遗作用，还与北京市的一些中小学建立合作关系，组织非遗老师走进校园来到学生中间，从小培养他们对非遗的兴趣。“我们的活动拉近了孩子们与非遗的距离，通过活动也试图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培育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在此基础上，他还将非遗与探究式学习相结合，开发出了一套课程，通过系统课程，激发中小学生对非遗项目的兴趣，让孩子在接触中学到知识，提高动手能力，在课堂中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
“活态传承”才是出路
非遗讲究“活态传承”，可是由于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让非遗已经丧失了曾经的活力。产业化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理想境界。从全聚德的烤鸭到五芳斋的粽子，从南通的蓝印花布到顺德的香云纱，都已经在产业化道路上积累了成熟的经验，而产业化则令非遗迅速“飞入寻常百姓家”。但不是每种非遗都有产业化的幸运，这需要某些先天“基因”——诸如传习较易、市场需求大、经济价值较高等。
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上，哈密传统工艺工作站展示哈密传统刺绣纹样。
在东莞的非遗墟市上，广东省级非遗项目高埗矮仔肠制作技艺就是这样的“幸运儿”，它几乎具备了市场化成功的全部要素。像一切受大众欢迎的文化产品一样，它“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矮仔肠第三代传承人吕辉说，正是“矮仔肠”的创制促成了他爷爷奶奶的美好姻缘。在非遗墟市上，不少市民、游客津津有味地听完故事，便买上一碗矮仔肠腊味饭津津有味地品尝，再买上两袋腊肠带回家。文化的力量，大大助长了矮仔肠的销售。
矮仔肠为什么好吃？第四代传承人吕衬禅解释，原因就在于“守旧”，坚持“古法”手工制作。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懂现代经营的传承人。掌舵家族企业的吕衬禅将现代化生产管理手段融入传统制作当中，并以现代营销理念进行推广，使矮仔肠发扬光大。
非洲友人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上体验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
鼓励那些市场化可行性较高的非遗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已成为政府和业界的共识。
但是也有许多非遗项目，由于长久缺位现代生活，失去了市场，很难走大规模产业化之路。对于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否可以借助创新、创意的力量，使其换一种方式“复活”、重回人们的视野呢？再创作——使传统工艺注入时代文化气息和元素，创作出的非遗衍生品被认为是一条路径。
东莞草织品流传了两千多年，曾畅销东南亚乃至欧美。在改革开放前，出口量仅次于蚕丝，成为地方经济支柱。莞草编织技艺的衰落似乎是转眼间的事。现如今，这项技艺却落到“无草无人”的境地。适宜莞草生长的咸淡水交界地草田消失殆尽。草织品在生活中的地位也被塑料品取代。这项技艺的传承人叶小玲坦言，已没人愿意干这个了。“一个莞草提篮，手工编织要花13小时，卖200多元，但类似的塑料提篮在菜场上20块钱随便买。没了市场，编出来只能做展示了。”
上海非遗动漫短片海报
幸运的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发掘了这项“宝贝”。他们组建了“莞草再生设计研究”团队，重拾这一古老技艺，并结合其他材料进行工艺创新和设计，莞草在他们手中蜕变成了高雅别致的灯具、屏风等创意家居品，手工技艺的价值再次得到彰显。
还有一些非遗项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这部分非遗的“活态传承”显然不宜推给市场了事，而需政府另辟蹊径，为其寻找适宜的传承载体和舞台。
四川成都武侯区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的小朋友学习皮影演出。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认为，不同生存状况的非遗要予以区别保护。对于古琴、昆曲等民间基础较好、商业运作较为成熟的非遗艺术，可以鼓励其采取多种方式继续开拓市场；但对那些已经与时代脱节、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无法生存的非遗艺术，必须由国家拨款予以保护，并采取拍摄影像资料等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
对于此类非遗，一些地方正在建立非遗保护数字图书馆。利用现有数字信息技术，如三维扫描，数字录音摄像、虚拟现实和搜索引擎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制作和存储，建立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和动画数据库，并配有强大的搜索引擎，实现数字化再现。这不仅符合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趋势，而且对于解决非遗保护传承人缺失的问题有很大帮助。
过度商业开发是对非遗的破坏
七夕节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于2006年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因受外来文化影响，洋节逐渐流行中国，加上媒体炒作，七夕节在当代又产生了“中国情人节”的文化含义。
但是这个原本属于女性的“励志”节日，还是难抵“牛郎织女鹊桥会”这个浪漫传说的冲击，商家、媒体把“七夕”包装成了一个可以横扫一切领域的吸金利器，每逢“七夕”到来，就会出现“玫瑰遍地、浪漫满屋”的局面，丝毫看不出“乞巧”的影子。有专家感叹，好端端的一个宣扬民族优良传统的节日，竟被铺天盖地的“浪漫”给“妖魔化”了。
商业化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与非遗所秉承的手工制作，也许本身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为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在市场化开发中对非遗本身造成破坏，例如一些手工技艺被机器流水线替代后，原有的文化韵味打折不少。
近日，首届河南省传统技艺大赛暨优秀作品展在郑州轻工业学院举行，图为剪纸比赛中评委为剪纸比赛作品打分。
是传承还是糟蹋非遗，不在于形式，关键在于传统的技艺以及特有的精神内涵是否得到了传承。田青表示，在非遗保护中更让他忧虑的，是对知名非遗艺术的过度商业开发。“有的地方打着非遗的旗号挣旅游的钱，只学了点皮毛就在各个旅游景点搭台表演，看上去很热闹，但对非遗的保护传承其实是种歪曲和破坏。”田青表示，非遗不是不能商业化，但组织者首先要对非遗怀有敬畏之心，不能为了赚钱误导观众。
